这真的很荒唐，但是，苏联老大哥也用过。《国家为什么会灭亡》这本书里讲到过，制度的不同，对于经济，和人的自由精神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从来不是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是两者互为影响，当制度是剥削的制度，是掠夺的的制度那么，这盘游戏。强者会飞走，弱者将痛苦的挣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变成不可被提及的声音，或者自我吹嘘的谎言。
这就是为什么要成为人上人的人，那么多？ 都是不公平，但是在体制内，你还有可能获得一个最为基础的保障。
参考 现在中国经济主要靠什么在支撑？目前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经济周期中？多久会结束目前这种状态呢？ - 鞭临天下的回答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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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爆发的经济问题，很多就是历史遗留问题，总想着要后人解决，谁知道整得连后人都快没有了，积重难返。
为什么这样说？
当我们谈起改革开放，总喜欢说那是一段市场化与开放换来的奇迹，中国人勤劳，敢闯敢干，于是财富滚滚而来。
但如果追问一句，国家在七八十年代真正的资本从哪来？
答案很残酷。
那时候没有庞大的外资，没有成熟的金融市场，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也是非常低。中国要搞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一笔巨大的资金池，可钱不可能凭空出现，最终只能从农民身上来。
这就是所谓的农业剪刀差。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经济学词汇，而是那个年代农民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现实。
所谓剪刀差，就是农产品价格被压低，而工业品价格被抬高。农民辛苦种田，卖粮只能卖出极低的价格；而他们买回去的化肥、布匹、自行车、电器，却要花大价钱。低卖高买之间的差额，就是国家的资本积累。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对粮食的收购价大约是0.13元一斤，而一斤化肥要0.25元，一辆凤凰牌自行车150 元，一台黑白电视机大概是四百元。当时农民人均年收入一百多元，一个农民要攒三年才买得起一台电视机。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因为价格制度把他们牢牢锁死在卖得便宜、买得昂贵的局面里。
这种差额是怎么来的？
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以低价收购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然后再以计划价格体系，保持工业品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高价。农民无论生产多少，余粮都必须卖给国家，价格没有谈判余地。与此同时，他们日常生活中必须购买的工业品，却要以远高于国际价格的水平买回去。差额流向财政和国有企业，最终变成投资。
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仅占GDP的31%；而1984年财政收入虽然增长到2000多亿元，但投资需求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国家要修建工厂、铺设铁路、扩建港口、发展特区，资金缺口极大。这
财政收入上的缺口正是通过农业剪刀差来弥补的。1978 到1984 年间，全国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年均增幅超过 15%，主要资金来源就是农民在价格体系里被动让渡出来的盈余。
对农民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的消费能力被制度性压缩。一个农民辛苦一年，手里能拿到的钱，除了交公粮之外，几乎买不起几件像样的工业品。家里的孩子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上学，婚嫁时一辆自行车就是奢侈品，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这些城市家庭逐渐普及的商品，在农村却遥不可及。
农民并非没有劳动，而是劳动成果在制度性价格差中流失了。
而国家正是靠这种差额，推动了八十年代工业化的快速起步。到1985年，中国的钢产量突破四千六百万吨，是一九七八年的两倍有余；化肥产量接近两千万吨，几乎是翻了一番；乡镇企业迅速兴起，吸纳了数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另外，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成为新三大件。
但农民的生活改善却极其缓慢，城乡收入差距反而被进一步拉大。一九七八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是 2.6:1，1985年扩大到3.1:1，农民成了农业剪刀差的直接牺牲者。
这背后还有一个更隐性的制度配合，那就是城乡二元体制。
户籍制度把农民牢牢锁在土地上，防止他们大规模流入城市。这种制度有两个作用，一是保证城市粮食供应稳定，二是保证城市劳动力成本低廉。农民被限制在农村，只能把劳动成果以低价卖出去，同时被限制在低收入状态下，没法用脚投票进入城市。这样国家就能稳定地从农村抽水，源源不断地转移出剩余，投入到工业化当中。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切其实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没有这种方式，国家也许根本无法积累起工业化的启动资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也是用类似的方法，从农民身上抽取剩余，用来建造工厂和重工业体系。
但这种方式的残酷也显而易见，我们不能用结果正义来判断一个事情，不能用一句历史发展的必然去轻飘飘忽视。
长期化之下，农民消费力被压制，农村现代化严重滞后，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普遍落后。从那个时代开始，农民的孩子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代际积累断裂。农村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出血点，却没有成为发展的受益者。
农村为国家提供了最初的资本池，确保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启动。但它的代价是农民几十年的生活改善被延迟，城乡差距被固化，农村消费长期不足。
这个困境一直存在。
鉴于此，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统购统销的逐步取消，农产品价格开始市场化，农业剪刀差这个抽水机失效了。国家再也不能靠压低收购价来攒钱，工业化和城市化却需要更大的资本池。
资金缺口摆在眼前，怎么办？新的办法很快出现，那就是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的逻辑比农业剪刀差更加直白。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以极低的补偿价征收农民的集体土地，农民在最初每亩地可能只拿到几万元补偿。
而这块地一旦被转正为国有土地，通过招拍挂卖给开发商时，每亩价格往往能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中间数倍、数十倍的差额，就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不说这几年，就算是十几年前，零三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五千九百亿元，到二零一零年就已经超过了三万亿元，十五年前土地的收入就已经几乎等于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在一些城市，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甚至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一半以上的钱，是靠卖地获得的。
这笔钱迅速改变了中国的城市面貌。地方政府手里有了现金流，加上银行贷款和配套的信贷扩张，高速公路、地铁、机场和中央商务区、大学城一个接一个拔地而起。城市天际线在短短二十年里翻天覆地。土地财政不仅支撑了城市化，还成为地方政府运转的命根子。没有这笔钱，很多城市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维持日常支出，更不用说大规模基建投资。
但土地财政并不只是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游戏，它背后真正的承受者有两类人。
第一类还是农民，他们失去了土地，得到的补偿远低于土地的市场价值。土地被征走以后，他们其实也就失去了世代赖以生存的根基。一旦失地农民在农村已经没有生计，补偿不足以长期维持生活，于是只能进城去打工。
这样就出现了大量农民工，他们既是城市化的廉价劳动力，也是土地财政链条上的副产品。
土地被卖给开发商，开发商盖房，需要建筑工人，谁来干？
就是农民工。
他们失去土地，又在工地上把土地变成的钢筋水泥一砖一瓦地搬起来，工资极低，安全无保障，城市化的繁荣正是建立在他们的廉价劳动上。
可以说，土地财政榨取了农民两次：先低价拿走他们的土地，再用低工资雇佣他们在城市打工。
同时，农民工在城市消费有限，收入大部分还是寄回农村，城市劳动力成本因此被压得极低。
这不仅支撑了房地产繁荣，也为制造业出口提供了竞争力。
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和土地财政驱动下的农民工潮是同一逻辑：土地财政抽走土地价值，农民进城提供低成本劳动力，两股力量合流，把中国推上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车道。
从这个角度看，土地财政延续了农业剪刀差的逻辑，依然是农民首当其冲。
只不过这次不是劳动剩余被榨取，而是土地价值被转移。
但是，这个模式的代价极其沉重。农民工进城没有市民化，户籍制度让他们无法享受城市的教育、医疗和社保。
城市的繁荣背后，是几亿农民工住在工棚里面，为城市打工，却不属于城市。土地财政不仅榨取了农民的土地，还制造了一个庞大的低端劳动力群体，他们是我们城市化的血液，却长期被排斥在体制之外。
土地财政除了影响农民以外，第二类影响的则是城市居民。
开发商拿到高价土地，不可能自己去承担成本，最后只能把地价转嫁到房价里。房价收入比在两千年年大约是七倍，到二零一零年已经超过十倍，一六年之后，房价更是窜上了天。
普通家庭买房要掏空几代人的积蓄，再背上二三十年的贷款。高房价不仅榨干了城市居民的钱包，还锁死了消费能力，社会财富被过度集中在不动产里，金融体系则与房地产紧紧绑定。
这意味着，土地财政与农业剪刀差相比，影响范围更大。
农业剪刀差几乎只针对农民，而土地财政既针对农民，又针对城市居民。农民是第一道牺牲品，失去了土地；城市居民是第二道牺牲品，为高房价买单。两者共同承担了地方财政繁荣的代价，而受益的则是政府账面上的收入、银行体系的利息、以及依赖土地开发的产业链。
土地财政带来的副作用同样沉重，这几乎是现在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它让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卖地收入，形成了卖地、投资、再卖地的循环。一旦房地产市场冷却，这个循环就会断裂。银行体系因为房贷和土地抵押与房地产深度绑定，地方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财政风险随时可能暴露。房地产价格虚高，居民消费被抑制，整个经济结构越来越畸形。
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楚，改革开放以来的原始资本积累逻辑就是两步。
八十年代靠农业剪刀差，把农民的劳动剩余抽走，转化为工业化的资金，新世纪以后靠土地财政，把农民的土地和城市居民的钱包掏空，转化为城市化和地方财政的资金。前者制造了城乡差距，后者制造了高房价和债务风险。
在农业剪刀差的年代，农民用低价卖粮、高价买工业品的沉默，把国家送上了工业化的轨道。
那是第一重牺牲：几亿农民的消费权被长期压缩，生活改善被推迟，他们的汗水流入钢炉和机台，却没有流进自己的家园。
后来到了土地财政的时代，农民的土地被低价征收，转手高价出让，农民又变成了失地者；而城市居民买房时为高地价买单，背上几十年的贷款，成为高房价的承受者。
这是第二重牺牲：
财富被锁定在不动产里，社会被迫承担高昂的成本。
与此同时，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无奈进城打工，成为廉价的农民工，他们在工地、流水线、外卖站里，用青春换取微薄工资，成了城市化的隐形齿轮。
这是第三重牺牲：人的生命被廉价化，身份却被排斥在体制之外。
这三重牺牲构成了一条清晰的积累逻辑：先抽取劳动剩余，再抽取土地价值，最后抽取人的未来。奇迹由此而来，但矛盾也一步步被写进了制度的基因里。
这种方式无疑是高效的。
这种路径让中国在四十年里走完了别人一百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它也让社会始终带着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城乡之间、阶层之间，不是自然的差距，而是制度设计下的差额转移。发展是建立在某些群体长期的让渡之上，这种让渡换来了宏观的繁荣，却消耗了微观的公平。
这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的困境：
今天农业剪刀差早已结束，土地财政也因房地产见顶而难以为继，旧的积累方式彻底枯竭，而新的方式尚未找到。
本质上，今天我们面临的经济困境，其实并不是突然的。我们面临的矛盾其实也不单单是经济下行，而是资本积累的传统路径已经枯竭。矛盾不是钱从哪里来，而是还能从谁身上找。当所有的群体都已经被没钱了，制度性的差额再也无从制造，这套逻辑就彻底失灵。
这才是问题的根源，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缺少勤劳和市场，而是缺少一条不再建立在牺牲某个群体之上的积累路径。换句话说，现在的中国面临的是繁荣与撕裂同时发生，奇迹与代价互为镜像，但是效率和公平的天平始终没有摆正。
现实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会面临效率与公平的张力。
效率可以带来快速的崛起，但如果它总是依赖于牺牲最弱势的人，那么所谓的效率，只是把一个群体的痛苦转移成另一个群体的速度。公平意味着让每个人都分享到发展的红利，但如果公平长期缺席，再辉煌的繁荣也只是站在沙滩上的高楼。中国过去四十年的路径选择，毫无疑问是把效率推到极致，却把公平一再推迟。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如果一个社会习惯了用牺牲某一部分人的未来来换取所谓整体的繁荣，它最终会陷入一种自我反噬。农民被剪刀差掏空消费，导致农村现代化迟滞，城乡差距固化；农民被土地财政掏空根基，导致社会撕裂，房地产泡沫化；城市居民被高房价掏空钱包，导致消费不足，内需失衡。
所谓的奇迹，一点点反过来变成困境。
我们经济真正的挑战，不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速从两位数跌到个位数，而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条新的积累路径，让发展不再意味着某些群体的失血，而是全社会的共同受益。能不能做到资本积累与社会公正不再对立，而是和谐统一。
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国家应有的能力。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一个社会如果永远靠压低弱者的代价来维持强盛，它的繁荣注定是短暂的。当年苏联靠农业剪刀差换来重工业，最后农业崩溃、社会动荡；拉美靠土地金融和寡头积累，最后城市化畸形、债务危机频发。
一个国家如果想要走得更远，最终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还能从哪里榨出资本，而是如何让资本积累不再依赖于牺牲。这将决定我们是继续在循环中徘徊，还是终于跨过现代化的门槛。如果有一天，我们仍旧无法跨过这一步，那么今天的奇迹，终将在未来被证明只是一段以痛苦换来的所谓幻象。
